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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保山杨杰的博客

我的特点——地方性、知识性、趣味性、思想性并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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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我

“整风反右”让我失去父母的抚育,“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让我正在成长的身体釜底抽薪,“文化大革命”让我失去读书的机会,“上山下乡”的知青生活浇灭了我的理想,好不容易有了一个稳定的工作,“改革开放”又让我下岗。上帝总是在我稍有懈怠的时候就用这种方式提醒我:“男儿当自强”。谢谢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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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匿名信  

2009-07-30 13:50:07|  分类: 原创 我和我的家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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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前,信件是人们最主要的通信手段。它虽然没有电报快捷迅速,没有电话即时明了,但资费低廉,平信每封八分,航空每封只花一角钱,所以成了当时大众信息传递和交流的首选方式。人们用信件传递亲情、表达问候、寄托哀思、恭贺喜庆、反应情况……。在以前交通、通讯条件很差的时候,信件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古代,能够收到一封远方的来信,那可是一件大喜事,所以才有“家书抵万金”的名诗词句。

可并不是所有的信件都那么受欢迎,有一种信件就为人们所痛恨和不齿,那就是匿名信。这样的信件寄件人书写人都不落款或不署真名,以隐蔽的形式向收件人传送信息,这些收件人可能是个人,也可能是机关单位,因为写信人不留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这样就让收信人无法与写信人联系或质证。当时有人针对匿名信有一句俗语说:“一张信纸八分钱,公安机关查半年”。匿名信的内容有可能是反应情况、有可能是攻击、有可能是污陷、有可能是造谣、有可能是诽谤……。因为没有办法查找写信人,有些人受了害还不知道是中了谁的暗箭。一般人对匿名信是深恶痛绝,在人们的心目中是写匿名信一种小人动作,为正派人所不齿。而多年以前我却做了一次“小人”,写过一封匿名信。

那是在三十多年前的一九八○年,那时我和我的爱人都在同一个企业当工人,这是一个三班制的机械化程度比较高的工厂。那时我们的孩子刚出世不久,就赶上企业调工资,为了得到那一级五元的工资,我的爱人在56天的产假还没有满就把孩子放在厂里办的托儿所,去参加调工资考试并接着上斑了。

我们是个三斑制的企业,职工要上中班和夜班,有一些当妈妈的职工没有办法安置自己的孩子。当时为了解决企业职工的后顾之忧,工厂设立了一个托儿所,在一个简陋的会议室购置了几张小床,购买了几样儿童玩具,加上几个电炉为儿童加热米布(粥),虽然设施简陋,但也可以将就了。托儿所安排了几位职工或职工家属照看这些孩子,托儿所也随同职工一样三班倒,为上班的职工解决了很大的困难,使我们能够安心工作。

可是有一天厂里忽然贴出一张通知,通知说为减少企业开支,经厂领导研究决定撤销托儿所,要求孩子的家长在半个月内自行解决孩子的托儿问题。这样一来不啻给有孩子在托儿所的职工当头一棒,带来极大的震动。在当时的情形,社会服务的功能极不完善,根本没有可能找得到合适的带孩子的地方。如果请专人来带孩子,一般的双职工在经济上根本无法承担。我和我爱人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还不到七十元,哪有请人照看孩子的钱啊?没有人照看孩子,上班时我们的孩子又交给谁,我们又怎么上班呢?这对我们来说,这可是关系到我们一个家庭生存的大问题。这事可急坏了我们,搞得我们这些有小孩的职工食不甘味,夜不能寐,还无计可施。

当时的国有企业都有订阅党报党刊的任务,《工人日报》每个车间都有一份。平时我就有喜爱阅读的习惯,对报上登载的感兴趣的东西都有较为深刻的记忆。这时我想到了《工人日报》有个栏目经常刊登为工人说话的文章,并为有些工人写信到《工人日报》反映问题寻求帮助给予有效的支持,并切实为有些工人解决了一些问题。

我决定向《工人日报》求助,希望它能够帮助我们阻止厂里解散托儿所的决定。我把厂里的基本情况,托儿所的历史和设施及它和对职工安心工作的重要性作了详尽的叙述,请求《工人日报》尽快通过它们的影响力为我们工人做点实事,解除我们的后顾之忧,让我们能够安心投入到工作中去。

我这样的做法是否有效果,能否起作用我自己是心里一点底都没有,实属“病急乱投医”的无奈之举。而且这种做法还有相当大的危险性。在当年那种社会法制建设很差,领导者眼中根本没有什么法制观念,在他们的心目中,厂领导就是党,反对领导就是反党,随便找个什么借口就可以降低你的工资级别,克扣你的工资,甚至开除你的公职。我这种与厂领导作对的做法带有极大的风险性,如果让领导知道是我写的“告状信”,就会让我“吃不了兜着走“。所以,我既没有与别人商量,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就把写好的信用航空邮寄给北京的《工人日报》编辑部。为防止事情办不成反而给自己惹火烧身,我在书写信件时,故意使用一些错别字,改变自己的书写习惯,用“某某厂部分职工”的名义寄出了这封匿名信。

信件寄出之后,我就焦灼地等待着,在我的脑海里心存两个悬念:这封信会不会起作用?会不会给我带来麻烦?随着厂里规定撤销托儿所日期的临近,这样的等待让我度日如年。

厂里规定撤销托儿所的日期终于到了,托儿所还没有撤销,却从厂里的行政部门传来了另外一条消息:“不知什么人为撤销托儿所的事写信到《工人日报》,《工人日报》把信件转给了保山地区工会,《工人日报》在信件上做了明确的批示:“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应该予以纠正”,并敦促保山地区工会阻止这个决定的执行,并要求将结果书面反馈给《工人日报》。保山地区工会在收到《工人日报》的信函后,就把厂领导找到保山地区工会,要求他们改变这个决定,不允许撤销厂里托儿所。在当时,地区工会也算是企业的上级机关,厂领导虽然不情愿也只好执行这个命令。

这一来,有孩子在托儿所的职工欢欣鼓舞,又可以安心工作了,不必为在上班时照看孩子的事而在伤脑筋了。大家纷纷猜测这到底是谁干的好事,这毕竟是与领导作对,是需要很大胆量的。厂领导虽然被迫撤销了撤销托儿所的决定,但这件事让他们丢足了面子,他们心有不甘,又布置行政人员追查到底是写的匿名信。厂里的领导怀疑是另一名职工写的,有一部分职工猜测这封匿名信是我写的,对于职工的询问,我矢口否认。我的目的已经达到,我为什么还要给自己找不必要的麻烦呢?由于没有人承认自己写了这封匿名信,受命追查的人又同情写信的人并不认真去查,领导无法找到写信人进行报复,这件事只好不了了之。

托儿所没有撤销,我们的孩子又可以在我们上班时放到托儿所照看了。这既减轻了我们的经济负担和思想负担,又可以让孩子早早过上集体生活,直到孩子们到了上幼儿园的年龄,才离开这个简陋而可爱的托儿所。这个托儿所后来存在了很多年,直到没有适龄儿童才自然撤销。

时至今天,我也能理解当年的厂领导为企业减轻负担所作的决定,虽然这个决定会给我们这些有小孩的职工带来极大的困难。作为一个一贯追求正派正直的人,我向来不屑于写匿名信这样的勾当。但在当时那种形势之后,我这可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我的一生中,这是我写的第一封,也是最后一封匿名信。

后来,我也从一个工人走上了企业领导岗位,我一直记住这封匿名信的故事,把了解职工的冷暖温饱,在自己的职权和能力范围内创造条件为职工解除后顾之忧当做自己工作最主要的一部分。这也算是匿名信给我带来的积极意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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